按價值規律辦事，更好實現技術工人價值

近日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《關于提高技術工人待遇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，這對于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，促進就業和技能人才開發都具有重要意義。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，也是黨的十九大召開后的開局之年，在這一重要歷史關頭，做出這樣的決定無疑意義深遠。

可以說，建國以來，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是很高的。黨章明確寫道：“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”，工人階級作為新的生產力代表和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受到重視，其“待遇”自然也與其政治地位相應。計劃經濟時期，工人的收入與其他社會階層的收入差別不是很大，而且當時的八級工資制也體現了工人的待遇與技術水平掛鉤的要求。

1994年后，中國開始進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。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，從國家決定收入分配為主，到企業自主經營、自負盈虧、自主決定收入分配。市場競爭的結果必然要體現“價值規律”。生產要素價格會反映市場需求。但是，中國至今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，市場經濟還不發達，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“價值規律的部分扭曲”。決定勞動力價值的因素會呈現“多元化”，而這其中，市場是決定的因素。一個企業效益好，員工的工資應該高，但擁有高超技藝的技術工人，可能會因為市場經營管理因素而收入趕不上“沒有多少高超技藝”但卻在“效益好的單位或部門就業”的人。加上近些年來，“虛擬經濟”發展很快，“實體經濟”受損，一線工人的地位和待遇在下降。從高考就可以看出，很多家長并不情愿讓孩子“上技校、當工人”，怎么也要弄個“二本、三本”。特別是2008年后的高校擴招，使得上技校成為“考不上大學孩子”的選擇，而受到某種意義上的歧視。這種“扭曲的價值規律”導致技術工人隊伍建設受到影響。

其實，自改革開放以來，黨中央、國務院對職業教育培訓和技術工人隊伍建設都給與高度重視。1996年發布《職業教育法》，2003年發布《現代中國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》，2010年《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》發布后，國家又出臺了一系列有關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規劃和政策法規。職業資格證書制度、職業技能鑒定、職業技能大賽、企業新型學徒制、產教融合、技能競賽等等，這些政策和措施是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”體現。

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。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，商品實行等價交換。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，優勝劣汰，以此不斷促進生產力的發展。其表現形式是市場供求影響商品價格，商品價格以價值為中心上下波動。價值規律告訴我們，技術工人的收入是勞動力市場價格水平的反映，基礎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。經濟是基礎，技術工人的收入水平決定了它的社會地位。《意見》提出：“指導企業深化工資分配制度改革，建立基于崗位價值、能力素質、業績貢獻的工資分配機制，強化工資收入分配的價值激勵導向。”對于國有企業來說，“聽招呼”，相對而言，落實政策的力度會大些。但對于“汪洋大海”般的中小微企業、民營企業，如何“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”就需要利用好財稅、行政等手段，“糾正不重視實體經濟，不重視技術工人價值”的扭曲現象。因為，這不僅會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，影響“結構性就業矛盾”的解決，而且從長遠看，會損害技能人才隊伍建設，影響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戰略實現。從國際比較看，發達國家的人工成本都是較高的，技術工人的工資也是較高的。如：瑞士、德國、美國、日本、韓國等，這些國家技術工人的待遇與“白領”差距不大，甚至會超過一般“白領”。雖然，這會帶來人工成本高導致的商品貿易不平衡，但能夠支撐國家發展的技術工人力量卻比較強大，“工匠精神”有了較好的“待遇支撐”。

如何貫徹落實《意見》提出的各項要求？從宏觀上看，要“去虛火”，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，縮小“實體經濟從業人員收入與虛擬經濟從業人員收入的巨大差距”，才能有效調控勞動力市場的有序流動。從供給側改革的角度看，要加快技工院校的一體化教學改革，深化產教融合，讓供給更好地滿足需求，解決長期以來“學用脫節”的問題。從微觀上看，要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和財稅引導力度。從正激勵和負激勵兩個層面，促進企業建立科學的收入分配制度，真正做到“收入要體現崗位價值大小、能力高低和貢獻多少”。